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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演讲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演讲

各位嘉宾,各位领导,大家好,希望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是《通过社会创新,化挑战为机遇》。我其实也在参与教育行业,这可能是我受到邀请的原因,跟我的基金会的官方身份没有关系,是一个个人的行为。我想讲一讲,大家比较好奇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一讲所谓的初心。

今天上午其实听了所有人的发言,我觉得受益匪浅,我可能在所有的发言人里面,可能是一个晚辈,但是对于教育来讲呢,可能有一点发言权,就是我是学龄孩子的父母,我有三个孩子,大孩子7岁,最小的大概3岁。我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在中国和美国各生活了一半的时间,在清华毕业之后,我在美国学的是分子生物学的博士,两年前接受了盖茨基金会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刚才所有讲话的嘉宾来讲,我完全是一个教育的外行。但是这个外行呢,可能也给了我一个希望,有一定价值的视角,算是职业生涯的这些年里面,因为我一直在跟年轻人打交道,后来因为我自己有一些社会媒体的形象,所以也一直跟年轻人打交道。后来非常有意思的感觉到,我去年看了一个数据,非常的有意思,是美国的一个数据,他们问了所有教育的从业者,说你们认为在基础教育结束的时候,多少你的毕业生,有多少是已经为社会做好了准备的,他们后来说,90%的人认为,等我们的学生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做好准备了。同样的一个问题问到了企业的雇佣者,说你们认为有多少从基础教育输出出来的人才,符合你们的要求,以及准备好了,这个答案可能只有11%,所以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落差。因此可能是从事教育的时候,在所谓的外行,可能看的角度非常的不一样,刚才俞立中校长也提到了上海纽约大学做的很多的努力。我后来自己作为一个母亲,当然现在是生活在北京,包括以前在美国的生活,也感觉到了,其实作为父母,特别是可能我们这一代的父母,我自己是70后出生,觉得大家对于这个教育的焦虑感是特别明显的,我在大中城市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我自己昨天在成都也见了一些我们的读者,也提到了这方面的大家的分享。第二个原因也是因为我做基金会之后的一个身份,当然是因为我们是一个公益机构,公益机构其实在看很多大的社会问题的时候,一直提上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参与。那其实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大容易单纯的解决问题,我们人类社会大概就是三个大的方面,一个就是政府主导,在中国其实过去这几十年里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私营企业,很多企业在起着作用。第三,也是一个成熟社会越来越需要的一个方面,其实就是社会或者是社会组织、公益行业也好,如何能够更多的一个参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从系统的角度来想如何去考虑教育。因为经常在主流媒体里面,经常提到教育,特别是对大众来讲,经常把教育叫做所谓的教育行业或者是教育产业。我觉得其实教育不应该是一个行业或者是产业,如果完全当一个商业的运作来讲,它是很难明白它的全貌的。刚才所有的发言人也都提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所以我作为一个外行,在考虑教育的时候呢,因此就觉得现在的特别是基础教育,在全球都有这样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焦虑驱动,第二个是体系封闭。就是说在焦虑驱动来讲,如果接着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有几个层次的。一个其实就是对于学习者,为什么我们焦虑,其实核心是因为大家问几个问题,可能表面是说因为考试、因为这些,但是核心其实是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所以有这种焦虑,有反应,所以我们经常学习是为了某一个证,而不是为了成为未来的创造者。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在教育里面,家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很多家长把教育变成了一种产品和服务,希望通过某种购买和选择的行为,而对某种路径进行选择,这种路径依赖导致的家长的焦虑,我觉得这也是不可忽视的,相对的比较负面的力量。体系封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作为教育者,特别是中小学的教师,可能是天底下最复杂的职业,不仅是在教授知识,实际上是在培养人,让他们成长的过程。但是其实因为我自己有大量的企业的经验,那跟企业相比,其实我们的教师得到的职业发展的支持,特别是中小学的教师,他其实是蛮欠缺的,所以我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看了很多的媒体报道,有蛮普遍的教师的职业倦怠感。第三是关于所谓的社会精英,可能可以以所谓的精英自居,如果我们对精英的定义不是学历高,挣钱多,而是关注社会的大问题的话,那现在大量的受到良好教育的父母,想到的要么是批判,要么是逃离。所以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我其实去年回国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问,你为什么要带着孩子,把孩子从美国带回中国,其实一般到这个所谓的圈子,很多人是希望把孩子送出国的。当然我并不是说我的道德高尚,是因为工作上的原因,当然这是蛮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对于教育的选择相对比较有限。我们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有几个例子,这个是我们高考外面的家长,在焦虑里面的一个对未来,我想给大家讲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地图是2016年的,这个里面所有的国家它上面的地图表示的是什么呢,它的第一个贸易伙伴是哪个国家,可以看到,美国的第一伙伴应该是加拿大,第二大是中国,而中国的第一大是美国。一带一路的国家也好,非洲也好,南美洲也好,中国已经是非常大的、重要的合作伙伴。我自己也是中国人,在国外生活工作,其实是非常为我们国家的成就所骄傲的。所以在中国成为一个世界领导者的过程中,我们的人才培养,那特别是现在很多提到的我们所谓的国际教育,除了让孩子学好英语之外,能不能真正的培养我们的下一代,成为中国作为一个国际大国的下一代的领导者,我觉得这也是所谓的国际教育,学英语也是核心的焦虑点。有多少人真正在考虑英语的时候,是在为世界的大势在考虑。这个讲的是家长,其实很多人作为数学、英语也好,可能是两个所谓最挣钱的行业。不知道有这个视角没有,其实中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国家,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教育的上市公司都是跟备考有关的,最大的一家是好未来,市值是170亿美金,他们在做奥数。作为一个生意,肯定有生意的逻辑,我们四川省第一大的GDP是成都,第二大是绵阳,绵阳一年的GDP是1800亿人民币,就是说这一个公司的市值,跟我们四川省第二大的GDP相当了。但是在真正的推动我们的孩子,能够对未来做好准备,成为未来的领导者里面,又究竟做了多大的贡献,所以有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数据会给我们很多的不同的启迪。

另外是教师,这是2016年搜狐教育的一个数据,问到这些教师里面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孩子做教师,这个数字是不容乐观的,不超过10%,大部分的人对于中小学教师这样的职业,并没有职业的满足感,这是从教师的角度。精英的逃离情况,右边的是留学生,这不是坏事,我自己也是留学的受益者,但是让人比较担忧的是,在低龄阶段的留学生的巨大的增加,在过去的5年里边,有大量的孩子送出去。我并不觉得这是个人层面的道德问题,还是实际上有很多的焦虑,导致了很多有能力的家庭用脚投票来选择离开,而不能够真正的参与、推动教育的改变。

所以到底需要什么,作为一个外行来考虑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几个方面,一个是可能我们需要的学校,能够真正的培养面对未来的孩子,我们需要培养教师体系,能够真正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以教师为中心的学校,和以学校为中心的社区,我们也需要一个社区集聚社会的意愿来创造改变。最后就是教育公平的问题,如何真正的能够助力教育公平。总结一下,我们需要的是围绕教育的一个社会创新,在这个创新里面,所有的力量都是可以集结的,而不是对立的,通过社会创新的方式推动教育的改变。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去年回国我们做的一土教育,大概现在18个月的时间,做的一些工作。我们提的一个概念叫做水下冰山,所有的人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真正成功的人,包括看我们总书记自己的成长过程,大家都能看到,当时的学习环境是非常差的,但是实际上很多我们的视野,我们的意志力,自我认知在最终成人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和技能可以考试之外,要真正的去探索下面,孩子的自我的认知,性格的力量,对世界真实的认识,包括对于这些方面有没有可能来做,这个是当时我们做的一些工作,能不能让孩子真正的成为创造者。在做的过程中,有一些自我认知类的工作,孩子比较小的时候,让他理解,认识自己的情绪,这个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相对做得比较差的,因为我们相对比较含蓄,但是情绪认知是我们自我认知的一个起点,让孩子们知道情绪没有好和坏,怎么样去应对才是最重要的。根据中国文化的教育,让孩子学甲骨文也好,对中国文字的认知也好,当时问孩子为什么要读古诗,孩子的答案特别的经典,他说古诗可以让我们知道2000年以前的人是怎么想的。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让大家去考虑这个文化的传承。最后一个例子,可能在座的做教育的都知道,这个是顾老师,原来也是中国教育学会的会长,当时也在考虑,如何去做这个所谓的专家听课,因为一般在中国的教室里面,听课大家都是很紧张的。所以我们其实希望孩子用他的这个机会来做问题,让孩子先了解什么叫做好问题,把问题分了两类,一类叫做轻松的小问题,一类叫做有趣的大问题。轻松的小问题就是能回答是或者不是,大问题就是需要认真思考和给出答案的问题。比如说问顾老师今年多少岁,他是29年出生的,让孩子做了减法,最后算出来老师是88岁的高龄。根据老师的生平,还问了他一些问题,出了什么样的书,想做建筑师,做什么样的建筑。所以非常的有意思,基于教育的核心,刚才包括张博士也提到,教育包括科学教育让孩子能够问问题,很多时候是可以无处不在的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也很有意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高大上的科学教育的例子,因为我自己是清华生物系毕业的,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孩子的种植项目。之后大家会讲到通过种植来了解植物,但是中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件,种植的东西被破坏了,孩子马上就说,比如说他是A班,那肯定是B班的同学破坏的。老师就抓住这个机会说,其实科学思维最重要的,第一个是要有事实依据,第二,形成假设之后,你如何去证明你的假设。所以我们做的这个工作,你的假设是什么,如果你的假设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原因被弄坏的,你如何去证明。当时有孩子认为是球砸坏的,那你认为是什么球,我们就砸一砸,看看篮球、乒乓球砸分别是什么样子,之后发现砸的样子跟这个是不一样的。非常的有意思,我们拿着这个项目跟清华生物系的几位教授做了交流,他们给了一个非常振奋的评语,这个就是真正的科学评语,实际上是对科学思维的一种训练。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训练,能够让孩子去感受到问问题和理解世界的一个本质,包括理解人的一个本质问题。

关于教师,我们把很多企业里面对一个复杂职业支持的很多能力和很多的内容、课程跟这个教师的需求连接起来,我们把教师分了两类,一类叫底层的能力,包括沟通力、创造力、执行力,既是一个学习的设计者,又是引导者,又是团队协作者,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畅行者。如何把企业的经验和在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是今年,一方面是在中国的很多资源,一方面是国际上的,这个是美国的一个合作的形式。今年我们也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小突破,今年我们跟北京市教育学院合作,他们是负责北京市大概20万公立教师的在职培训,今年4个区县北京入职了1200位新老师,希望有序的引进到我们的教育行业里面,这是一些例子,这是比较典型的公立学校培训的场景,我们做了10场,1200个老师,做了这样的关于沟通交流的培训,最后是非常正面的反馈。作为家长,所有做教育的人都知道,特别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家长经常会成为一个焦虑的购买者,觉得买了服务,应该把我的孩子教育好,自己也忘记了是一个终身学习者。我们一直在倡导的就是,你对孩子最大的爱,或者是对教育的投资就是投资你自己,让你自己有更好的事业,更正向的价值观,更多的选择,真正的能够受益。所以我们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上线了家长学校,我们的实体学校本身只有不到100个孩子,但是我们的家长学校有7000多位家长,这个也是开放的。每周有一次把一土带回家,包括里面有很多的实践的课程。我们现在已经做了50多场的现场讲座,几万人在听,包括我们的面对面的栏目,我们也给家长布置作业,让家长也在中间学习,能够提升自己,希望能够让家长变成一个推动教育的正向的力量,而不是批评者和抱怨,或者是焦虑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购买者的形象。

   æœ€åŽæ˜¯å…³äºŽç²¾è‹±å‚与,这个也给大家一个例子,我们做了一个广场叫做一土广场,是一个开放的社区,包括在全球的60多个城市都有,他们按城市分群,有不同的做法,昨天为什么在成都见面,有一部分就是成都一土社区的朋友们,虽然我们没有学校,但是大家认同这些教育的理念,希望通过自身的学习和自身的贡献,能够对教育出一份力量。这是几个例子,这是成都社区的一个招募公告,在广场里面发的,包括深圳,包括这些课堂,各个地方是一个自发性的组织的形式,让大家把这种真正能够对于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在今年夏天,我们在全国的4个城市有夏令营课堂,这是在上海的一个例子,让家长自发组织的自学习的过程。去年我们还上了一个叫做助力教育公平的工作,没有像友成基金会做得那么大,但是我们想免费的提供给100个教师,其中有来自全国23个省市的老师的参与,有线上的社区,比方说教师的工作坊,这个是在西藏,希望有志愿者跟这些孩子们通话,通过互联网的形式让这些成为了可能。我们希望做的工作是回到最开始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一个是焦虑驱动,一个是体系封闭。其实教育因为大家都有学习者,有家长,有教育者,有所为的社会参与者。如何真正能够让我们从学习者,从一个应试的人,变成一个内心充盈的创造者,如何让我们的家长从购买服务的人,变成一个终身学习者。如何让我们的教师成为有充分职业支持的创造者,如何让我们的社会精英从逃离者和批判者,变成一个执行者,希望共同推进教育的改变。这个听起来,可能我讲了很多的好消息,但是真正做教育的,实际上还是战战兢兢的一个过程,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社会共识,大家作为教育的参与者,希望有更多的包括政府购买服务的路径的探索,包括就是所谓的这个民办教育,或者是社会办学的宽松的环境,由此能够更多的集结社会的力量,为教育的进步,大家都能出一份力,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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