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全球教育50人论坛顾问韩震校长发表主旨演讲
大家上午好，感谢大会邀请我参加这样一个论坛，听了前面各位领导的发言，我深受启发。我今天讲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学如何应对知识形态的改变。大家都知道今年二十大报告专门设专章，第一次设专章谈教育、科技、人才问题。也就是说设专章不是那么简单，尽管很多表述，我们在其他文件里都出现了，但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当中设专章论述这一点本身就体现了对教育的重视，比如说在十九大报告当中，科技在贯彻新发展理念里头第二部分加快创新性国家的时候谈到科技；而教育是在放在加强社会治理，实际上是作为社会保障提的教育，教育是作为一个保障，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才是放在从严治党，从党管干部，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当中谈到。从结构上来讲，结构发生变化性质就发生变化，都是碳元素，但是分子结构不一样，有的是金刚石，有的是石墨。我觉得从历史发展阶段来说，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是追赶史，作为后发展国家来说，我们追赶发达国家工业化步伐，在过程中发挥作用最大的，一位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说过：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成功，与印度相比，他成功在基础教育普及率比较高，质量也比较高。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因为他认为作为后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它是工业化产物，要求大量的孩子得到相对平等的教育，受过教育和没受过教育他完全不一样。而印度是高等教育发展比较好，有一部分精英教育做的质量是相当高的，但是大部分基础教育与中国相比，从师资力就可以看出差别来。也就是说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印度，但是在国际上高端人才方面，参与国际治理，刚才刘京辉秘书长提到的这些，印度明显占优势。
二十大报告实际上是一个什么信号呢？也就是说中国下一步发展可能主角应该是高校，高校要承担起这个责任。从二十大以后的后备委员高校人员明显的增加，也是一个需要，那么这个需要高校能不能承担起来？我们意识到知识形态变化高校有一点适应不了，它的组织形式，它院系的之间的壁垒一定很难适应，要想打破这个并不容易。当我到北外当校长、当书记的时候发现要想改变这个也不容易，因为它既有利益的问题，也是一个习惯的问题，为什么从知识形态上一度要求高校改变治理结构呢？知识形态上大的变化可以说经历了三次，第一次是经验形态的知识，也就是它是靠岁月积累。徒弟跟着师傅学，跟着师傅不断磨合，穷期半身经历才得到师傅的真传，经验知识的特点第一他效率低，他得慢慢掌握技能；第二他不具有普遍性。那么业化以西方为代表的知识形态是什么呢？我觉得是适应工业化、标准化生产的知识形态。原理化的特点第一是普遍性，第二学习效率高，学校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教育来提升知识水平。所以就出现了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的说法。
随着现时代知识的出现，进入到大科学阶段，大科学可以说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信息技术这些大科学很难实现，光计算都解决不了，实际上变成了交叠性知识。比如航天，它既有机械的，也有天文的，也有生命科学的，也有化学的，各种层次的知识它必须交叠在一起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而我们现有的大学形式显然已经不适应这个。
那时候我正好在北外当校长书记，我们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刘秘书长经常去北外，要求中组部，要求我们尽快培养能适应国际组织人才，国际组织人才不仅仅是会外语，他还必须得掌握专业知识，推动这样一个人才培养发现并不是那么容易，因为院系都有自己的利益，而且都有自身的教学习惯，有的时候习惯也很难打破。为了实现这一点，只好采取硬组合。什么叫硬组合？当然现在北外是什么样我不清楚了，我60岁以后就脱离领导岗位了。比如法学人才、法律人才，让法学院和西班牙语组合一个班，这个班就是西班牙语的法律班，由两类院系共同负责。比如商务，由商学院和葡萄牙语组合成葡萄牙语班。形成组合班，只好采取这样一个过渡方式来解决。这就说明高校要适应创新性人才的培养，适应知识形态变化不是那么容易。
经历了三个形态，第一个形态是经验形态知识，那时候中国是艰难的。到工业化形态是原理知识形态，是西方领先。现在世界进入了基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的交叠性知识的形态，跨大学科等等，那么这样一个形态的大学，必须要适应知识形态的变化，改变自己的组织方式，特别是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运行模式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
我过去作为一个教育管理者和现在是一个学术研究者的角度去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不一定正确。我就讲到这，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