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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副教授田小红发表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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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我第一次看到研究名单的时候是非常的忐忑,我想在座的青年老师和学者在这一点上能够跟我共情。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关于高等教育论坛的,我是关于教育援助的,我们现在很多高校其实都在承担留学生工作的相关的内容,在留学生工作也是给我们高等教育国际化和高等教育管理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和我们论坛的主题是契合的。

  我的题目是关于印度和非洲的,这就意味着我要给我们的论坛增加一点印度的咖喱味和非洲的香水味。我们国人现在其实对印度和非洲的教育都不大重视,但是今天上午郑强书记通过他的演讲,忽明忽暗他也对印度的教育的成就进行了肯定,觉得印度的教育也可圈可点之处。当前我们和印度之间的冲突大家都比较清楚,因此我觉得越是在这个环境下,我们越需要了解印度教育方面的东西。

  我直接跳到我的分析框架上,我是从外界话语演变的角度来看,我采用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软实力政策话语为主,第二个时期是硬实力话语为主,第三个时期是转向巧实力,也有人是把它翻译成智慧等等这样的一些话语。新领导上台之后,他在外交化与外交政策方面的一些新的东西,所以增加了一个时期。

  软实力是根据卖它的定义来看的,软实力是一国对别国的吸引力,主要来源于一国的文化政治价值和外交政策,是一种让别国主动亲近的而非强迫的能力。独立之初的印度,因为其国力比较弱,要想在国际上有立足之处,所以唯有发展他的软实力之源,因此他在外交上面,他就推行不接盟的政策,而他的教育,对非的教育援助当时也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目的。因为印度和非洲都是发展中国家,在资料收集上是非常困难,而且我们的资料是要从1947年开始收集,所以其中的难度不言而喻。

  我们在这个时期所找的一些最主要的应对印度对非的教育援助方面的,印度于1949年设立了印度文化奖学金项目。这个时候实际主要是针对东非和北非的一些国家来提供奖学金的援助。第二个时期,特别是1962年中印冲突过后,印度在军事上失败,它在外交话语上也进行了一些变革,印度积极发展本国的经济、军事和科技等实质性的能力,看,该时期的不结盟政策也是国家利益和领土安全悄然发生变化,实质上已经是在有选择的结盟。那么在对非教育援助上,但是它援助的主要目的已经不再是基于政治上的一种同盟,而更多的是关注经济的利益。这个时期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前期的,但是在前期的基础上增长不多,只是延续了前期的一些奖学金政策。但是唯一的新增的亮点是1985年它设立建立了印第安甘国内开放大学,为一些非洲国家学生提供远程课程,所以他们在提供远程课程这一块是做得非常早的,而且在这一块它投资也不是很大,但是所起的作用却很大。

  进入1991年过后,转为巧实力,巧实力它是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结合体,目的是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的更优化,是一种软硬结合的更高级的战略观。印度政府在90年代早期已经认识到经济技术和教育合作在未来新型国际关系中的重大意义,因此在90年代初,当两极格局瓦解过后,就导致印度开始重新审视非洲对印度的潜在价值,积极改善对非的关系,因为它在前期硬实力阶段是注重经济上的利益,那个时候其实对非他是比较冷落的。那么在这个时期,印度在对非高等教育研究上,它采取了一些创新的举措,其中以非电子网络计划最为著名,该项目传播了印度数字革命的经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非洲与世界的数字鸿沟,被称为南南合作的旗舰项目。另一个重要举措,它是在非洲建立了一些大学学院,能力建设机构和作业中心的,而这些都渐渐的成为了印度对非教育援助的一些品牌。另外在一些传统奖学金项目、教师与学者交流等等,也在规模上不断的扩大。他执政以来,他的执政理念对印度政坛乃至国际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就外交而言,印度政府一改先前辛格政府时期谦虚温和的外交风格,变得强势高调甚至激进,可以说是彻底抛摒弃了不结盟,注重国际道义,完全转向以权力和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所以对非教育援助在这个时期是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莫迪在2015年组织了主持了第三届印非峰会,在这次峰会上是签署了印非峰会战略合作框架,提出要促进战略和技能发展合作,并且首次将经济贸易和工业、海洋安全、能源和农业等传统的重点合作领域,更加注重发展印非在高新领域的高等教育合作,比如在原有合作内容基础上增加了可再生能源等新兴领域的联合研究,升级拓展了泛微电子网络计划的功能,实现涵盖新领域加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高等教育合作。

  纵观历史和现在,我们就可以从印度对非高等教育援助的发展历程中总结出以下的这些特点。

  第一个就是高等教育援助在印度对非援助中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知识经济时代和全球化的到来,一国人才的质量与数量不仅深刻影响着该国的前途和命运动,在建构国家间区域间更加深刻和谐的外交关系中它变得更加重要。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一个外交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已经今非昔比,那么高等教育援助已经赫然处于印度对非教育援助的唯一中心地位,在整个对非援助中基本上资金的占到了70%左右。

  第二个就是高等教育研究逐渐凸显印度的经济诉求。从历史的变迁来看,最初是注重政治,再转向经济,到了巧实力时期也同样是更加如此,到了莫迪主义时期,完全是以基本利益在这个目标去选择合作的对象。

  第三个就是对非的高等教育援助的重心,它是逐渐与非洲为主场地,印度对非洲教育援助的前两个阶段主要是把非洲人通过奖学金,培训等方式把非洲人请到印度来接受教育。第二个阶段的后期开始,印度开始逐渐重视在非洲本土开展更大规模的教育援助,这种趋势在近些年并且越来越明显,我们从援助资金的对比中就可以看出一点,传统的奖学金项目总的投资就一共只有14.72亿,但是在非的新投资项目,比如说印非对外贸易学院,印非教育规划与行政研究所等等,它的总投资高达1022亿。从这个比例上来看,传统的奖学金项目所占的比例是非常的小。

  第四个就是日益重视在教育援助中布局他的新能源的新兴领域,把教育援助与国家的能源安全结合起来。

  第五个就是充分利用自己的学科优势来进行教育援助,所以现在印度成功给世界的现象其实已经悄然的发生了变化,它在医学、信息和通信技术、自然科学、工程学和国际贸易等学科里取得重要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所以开始重视运用本国的学科优势,传播印度经验。2015年的这个合作框架,专门为非洲的学者提供到英国一流大学学习和研究的机会,以促进非洲在工程学、医学、文学技术的能力建设。

  但是总的来说,因为印度经济实力的限制,它可能永远比不上我们中国的对非援助,但是他的大部分的援助都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所以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形成了品牌的效应。那么这种品牌效应对非洲文化和经济模式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我们整个并非的元素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但是近几年我们对非援助的规模是增长非常的大,但是在品牌效应方面效果却不明显。因此我们在对非高等教育合作或者说关于研究方面,我们不可能是跟在印度后面,我们要结合我们自己当前对非的合作框架,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我提出了以下的政策建议:

  第一个是要应用非洲国家的需要掌握中国发展经验的话语权。我们现在有很多非洲的学生到中国来学习各种学科,但是我们在交往交流的过程中也会发现,他们其实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是非常感兴趣的,但是我们自己在讲中国故事这一块的能力上还非常欠缺,我们在对非的经济其实故事是讲的很好的,比如说经济特区这样的一些建设,但是我们教育在讲故事的方面的能力还需要加强,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握自己中国经验发展话语权,如果我们自己不建构我们自己设置议题的话,那么这个空白就会由西方他来主导,他们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把我们对非的教育研究或者是教育合作加以无名化的标签。

  第二个是与非洲大学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的短板,我们要培养基本非洲国家国企诱导非洲语言的人才,高等教育合作,特别是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它涉及到人员之间交流的,在一定程度上要各取所需,我们要有共同期望,我们要在交流过程中,我们的老师和同学我们要有收获,才有去交流和交往的热情。所以在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加强与高校大学的合作,培既懂非洲语言,又懂非洲文化的这样的一批学者。

  第三个是要充分利用中国加强非洲信息通讯基础设施投资的契机,加强非洲语言学习工具的开发。现在我们中国的外语的学习工具是非常好,很多APP都大量的在中小学中使用,对非洲的国家来说,他们最困难的就是语言,因为他们的教学所用的语言完全不是本土语,或者是英语或者是法语或者是阿拉伯语等等。他们要在掌握知识之前首先要掌握的是语言,而培养出一个好的语言老师需要很多年的时间,但是培养好老师后他不愿意去落后的地区进行教学,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现在的通讯技术,现在交流软件其实是大有可为的。

第四个是应对疫情带来的教育变革,增设可以增设对非远强教育奖学金,我们学校浙江师范大学从2015年就开始承担商务部的比较教育专业,在今年年疫情期间,我们的留学生的答辩或者开题全部都是在线上进行的,其实对于很多学校来说,如果我们有远程教育学金项目,其实在有些学院来说它条件是成熟的。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建议,我们也可以增设这种线上线下的这种奖学金,在程度上可以大再减少我们的经费支出,比如说选留学生的往返的这种机票上的费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我们奖学金的使用的效率。另外就是在奖学金这个项目上,我觉得也可以向英国学习,他在奖学金项目的设置上,不是说哪个部门的奖学金,而是喜欢用历史人物来命名,长期以来就形成了品牌效应。而我们现在对非的还不是这样的,传递的信息就是中国政府的奖学金项目,这种传递它给出的文化意义,或者说学科灯塔的指引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我们在设置奖学金项目的时候,也可以是根据在某个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人来设置。比如说在医学里面叫屠呦呦医学奖学金项目,在农学里面袁隆平奖学金项目等等,这样长期以来会减少在奖学金项目上的对政治上的关注,而更多的是倾向于对学科、对学科领军人的崇拜和对学术的忠诚。

  我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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